女大学生应聘快递员遭性别歧视 打赢官司获赔2000元

　　1990年出生的小邓去应聘快递员，却因“是女性”被拒绝录用，为此她一纸诉状将用人单位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及劳务派遣单位北京手挽手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诉至顺义法院，索赔经济损失，并要求两家单位书面道歉。

　　日前，顺义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邮政公司确实存在就业歧视，并判决其对小邓进行赔偿。

小邓在顺义区法院门前举着“女生也能送快递”的牌子

　　“因是女性”未能签约

　　小邓毕业于东北某高校，2014年9月，她在某网站上看到手挽手公司发布的关于邮政公司招聘快递员职位的广告。内容为“任职资格：男，年龄：18-45岁，身体健康，无纹身，无前科”。小邓称自己十分喜欢快递员的职业，并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因此向手挽手公司投出简历，并接到电话通知面试。

　　按照电话要求，小邓前往邮政公司的酒仙桥营投部面试。起初遭到拒绝，但在小邓的极力争取下，营投部主任答应让她“试干两天”。两天后，该主任初步同意与小邓签约，并要求其先去做入职体检，约定国庆节后签约。谁知国庆节后，小邓迟迟没有等到签约通知，多方电话询问后，小邓才被告知因为她是女性，“所以邮政公司不批准签合同”。

　　向两公司索赔5万多

　　小邓称，两家单位的行为不仅在经济上给她造成损失，也在心理上严重打击了其就业信心。“自从被拒后我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情绪低落、沮丧、失眠，受歧视、遭排挤的心理阴影难以消除。”小邓说。为此，小邓将两家单位起诉至法院，要求两个被告书面道歉，并索赔各项损失共计57570元。

　　判赔抚慰金2000元

　　经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法院认定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邮政公司对小邓实施了就业歧视，给其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

　　顺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小邓入职体检费用1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鉴定费6450元，驳回小邓的其他诉讼请求。

　　很多人认为不让女性干快递是对女性的保护

　　女性在就业中遭遇性别偏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11年，全国妇联发表的《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91.8%的被访女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21.1%的人“经常”感觉到性别偏见，25.3%的人“时常”感觉到，45.4%的人“偶尔”感觉到。

　　然而在小卢应聘被拒这件事上，却有很多网友支持快递公司的做法，认为女性就不适合干快递，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快递是体力活，女性体力不太好，干不了；二是女性在生理期内不胜任快递工作，还容易累坏身体；三是女性送快递的安全性值得担忧。

　　可见，女性因为其生理特点，在对体力需求较高的工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合适，为了“保护”女性，应该让女性退出这些领域。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但这种保护观和法律冲突，女性也能做好“不适合”的工作

　　法律上的“保护女性”，是由国务院令《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一是明确禁忌女性从事特定行业，以前还包括森林砍伐、建筑业脚手架组装拆除等，现在只剩下矿山井下作业；二是规定了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包括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及负重强度过大的作业。而在女性来生理期的时候，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以及部分冷水、低温、高处作业也在禁忌范围。另外还规定了女性孕期和哺乳期特殊禁忌。

　　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又称为“极重劳动”，如大强度的挖掘和搬运这种女性难以承受的工作。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则是“重劳动”，包括搬重物等等。快递行业算哪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与通常的第三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行业相比，快递主要是“跑腿”，还算是轻的。在小卢看来，虽然快递“工作量大，东西也有重的”，“但有车、电梯，也不是做不了。”

　　即使有人认为她的感觉不可靠，也应该由劳动部门根据快递公司的实际工作情况，用标准的计算公式算出快递员的工作强度是否达到了第四或第三级劳动强度，再决定小卢是否胜任。仅仅以“一线员工不要女性”为由拒绝录用小卢，已涉嫌违反《就业促进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的规定。

　　实际上，女快递员虽少，但并不是没有，不少快递公司都有少量的女快递员，关于女快递员的新闻也可见于报端，这说明女性还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

　　女性已在很多“不适合”的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

　　认为女性不适合做快递的几种观点，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不适合做不意味着不能做，很多女性不适合做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不适合做。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军队都被认为是女性不适合进入的领域，“战争让女人走开”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但在以色列，女人却在“拥抱”战争，由于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周边敌国林立，生存是以色列的“第一要务”。作为世界上惟一对妇女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以色列虽然一开始也让女兵主要担任勤务支援工作，但由于本国人力缺乏，加之战火不熄，导致越来越多的女兵走向了作战岗位，只有不到40%的人在纯粹意义上的后勤部门工作。

　　入伍时，以色列女兵要经受和男性一样的训练，如果能在训练中展现领导才能，还可申请军官进修训练课程。很多以色列女兵都把军人当成其终生职业，并成了身怀绝技的专业军官或军士，如装甲部队技术教官、伞训教官和突击部队特制装备教官等，这些具备专业技能的女兵，对以军保持战斗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厨师因为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需要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过去也被认为不适合女性。但一篇名为《厨房里的性别歧视正在坍塌》（2014年）的文章指出，过去女厨师的数量确实很少，但目前这种现状正在改变，在美国一些发展最快、经营最谨慎餐饮公司的厨房员工中，女性已占30%~50%。过去，女性最高能成为糕点大厨，而现在她们正在填充第二或第三阶层的职位（烹饪主厨、执行副主厨），已经成为烹饪主厨的劳伦·德斯特诺在文章中表示，在厨房中，只要把活儿干好，表现出端正的职业态度，是男是女无所谓。

　　这两个领域的工作不仅对体力要求很高，而且厨师烧伤割伤是常事，军人在和平时期受伤的可能性也远高于常人，在这两个行业女性都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女性做快递员更应该是平常之事。另外，网友对女快递员的安全性的担忧更多的是出于直觉，换个角度想，快递公司有收件人的各种信息，快递员的行程也基本可以确定，所以，虽然她们常见陌生人，但不意味着不安全。

　　这种保护观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性别偏见”，但并不可取

　　说到性别偏见，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歧视女性的恶意偏见，却忽略了还有“善意的性别偏见”。一篇题为《男性威权：女性社会角色发展境遇中的善意性别偏见》的论文认为，性别偏见的历史与两性地位不平等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诋毁、蔑视和压制为特征的“敌意性别偏见”慢慢消失，但流传了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是弱势的性别，需要男性的保护”的男性权威意识则不会轻易消失。于是，以爱护、欣赏、照顾等态度和行为支持女性遵从传统文化的“善意性别偏见”，就成了委婉表达传统性别文化的形式。

　　认为小卢不应该做重体力劳动，“既然是师范大学毕业，做个老师更好”的观点就非常有代表性。虽然可能有一部分网友纯粹是出于“绅士风度”，但不可否认，更多网友正是因为头脑中“善意性别偏见”产生了这种想法。因为教育孩子、照顾家庭正是女性的传统角色。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剩女不要那么挑，要早日安顿下来”“女强人大多家庭不幸福”这类所谓“关爱”女性的心灵鸡汤，无一不与“善意性别偏见”相契合。

　　论文还提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2007年一项涵盖了19个国家15000位男性和女性的调查结果发现，相比男性，女性一致拒绝“敌意性别偏见”而支持“善意性别偏见”。

　　可见，不仅一些男性有“善意性别偏见”，很多女性也愿意顺从传统角色安排，并获得男性的关爱和照顾。这也许就是“善意性别偏见”如此普遍，却让人们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善意的性别偏见”同样会损害女性的利益

　　在很多人看来，“善意性别偏见”的根源，是基于男女社会分工不同的现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值得批评。但少有人意识到，当这种“善意偏见”成为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后，会固化成一道门槛，一条红线，硬生生将女性与某些行业隔绝开来，实质上限制了女性的就业范围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强调了“不适合做不意味着不能做，很多女性不适合做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不适合做”，这并不是矫情，防止观念固化限制女性就业范围选择，是很有必要的。

　　举个直观的例子。“善意性别偏见”因其更具温情，更容易在家庭成员间传播，影响也更大。有研究发现，通过对父母“善意性别偏见”观念强弱程度的评估能够对其女儿的社会角色目标、学术目标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做出相应的预测。父母的“善意性别偏见”观念越强，女儿的社会角色目标越趋于传统守旧，学术目标追求会越低，职业生涯规划的期望也越低。

　　从这个角度看，小卢发起的这起就业歧视诉讼的意义重大：性别歧视不能被容忍，即使是对女性“保护”也必须以符合女性的独立意愿为前提：当女性不想当快递员时，她不会被迫去当快递员，当女性想当快递员时，她不会因性别的原因而被拒绝。其他职业也一样，比如女性想应聘工程师、程序员，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不应该因性别原因天然被拒之门外。一些法律人士甚至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法定的女性禁忌劳动范围也应该缩小，比如法国等国家已经取消了女性从事矿山井下作业的禁忌。

　　对于男性而言，“善意的性别偏见”也会成为束缚

　　事实上，这种“善意性别歧视”也在束缚着男性的职业选择。曾有媒体报道，近年来，男性在家政行业上越来越抢手，工资还要高一些，但求职的男性却表示，因为“抹不开面子”，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是不会做这个的。

　　可见，符合男性威权的“善意性别歧视”也会让男性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