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呼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急需关注

　　“农民工子女能否健康成长，他们的家庭教育是政府、社会、教育部门急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周振波呼吁重视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

 

人大代表周振波

　　周振波表示，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条件和环境比较差，80%左右的家庭没有电脑，缺乏孩子的活动空间和必要的文化设施条件；城乡差异使农民工子女心理压力比较大，年龄较大的孩子与城市同龄孩子相比，显得早熟、自卑和失落；农民工把孩子的教育过多依赖学校和教师，农民工中真正认识到自己对子女教育负有责任，并能较好地担当起这份责任的占20%都不到。

　　周振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多渠道多形式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举办家庭互助实践活动，如亲子读书活动、家庭运动会、教子有方好家长报告会等，营造良好家庭教育的社会氛围；加快建立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组织网络，建立家教领导小组、社区、村居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家教指导服务站等家教组织；要充分利用社区、村居家长学校这一平台，大力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学校进行示范家长学校的试点建设，使家庭、学校、社区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工作。

　　敢于较真的农民工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的履职故事

　　第一次参会，他一口气提了四份建议；第二次参会，他开始敢提议案，呼吁修改《刑法》。每次代表活动，他都抢话筒发言，为农民工群体仗义执言。

　　当选代表一年多，这位大嗓门、身板结实的农民工代表留下了不少令人称道的履职瞬间。

　　这个月，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员走访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的履职经历再次引来热议，履职新气象背后的故事也展现出来。

　　镜头一：做梦都没想到当上代表

　　周振波去年第一次在全国人大上海团审议时发言，一开口：“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场都笑了。

　　38岁的周振波是来自河北省广平县的农民工。他说话嗓门大，讲到兴奋处，忍不住会拍桌子。初中毕业后参军，退伍后到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打工。10年来，周振波勤奋学习勇于创新，仅变压器烘干一项技术革新，就每年为公司节省20多万元。他从学徒工一步步做到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周振波压力不小，头几天吃不香、睡不着，眼里总布着血丝，“当代表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使命和责任。”他向新闻联络员一口气要了5份建议填写表，夜里想到什么，就爬起来写，“一个晚上爬起来好几次，脑子一直想着事。”

　　在会场，见他常常一身工作服，这工装几乎成了一种标志。他开始在小组会议上尝试发言，“来北京之前，我就专门和村里老乡交流过，很多人在建筑工地打工，因为怕遭老板报复，对拖欠的工资不敢要。对农民工讨薪案件，法院审理判决之后，隔段时间作个回访，这会让老板有所顾忌，不敢再欠薪。”当场，有代表向他表示，“你提的建议很好。”

　　全团审议上，他难抑激动的心情，连说了几个做梦都没想到。话锋一转，他说起农民工的求职渴望：亟需政府部门建立用工信息平台，别让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东奔西跑“撞大运”。

　　镜头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拐卖妇女儿童对被害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我认为，不但要依法严惩拐卖者，也要对买方进行处罚。”

　　今年3月4日，上海代表团酝酿代表议案。京西宾馆的大会议室里，围成三圈的代表坐椅依次排开，会场中心是一架麦克风，代表们依次走到麦克风前，介绍自己的议案。周振波上场讲述时，特地清了清嗓子。

　　目前，拐卖儿童犯罪，已经形成了一道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终端就是“收买家庭”，如果没有最终的收买，前面的贩卖就失去绝大部分“价值”。刑法第241条对收买方的处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如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对收买方处罚过轻，并不利于抑制犯罪。我套用一句姚明在动物保护公益广告中的宣传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被拐卖的婴儿来说，没有买家，就没有贩卖。所以，刑法第241条有必要修订，加大对买方的处罚力度！”

　　听到这里，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向周振波竖起了大拇指，其他代表均频频点头。大家发现，周代表已不再是去年那位心情激动、爱说“做梦都没想到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新人”了，他的议案引起共鸣，得到很多代表附议。

　　之后，这件30人联名附议的议案，被确认为正式立法案，刑法第241条的修订由此纳入立法视野。

　　镜头三：如果我不讲，问心有愧

　　“我觉得我不讲，我周振波这个全国人大代表问心有愧！”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会场，周振波那副沙哑大嗓门的发言再次引人注意，他耿直又接地气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反响。

　　周振波拿过话筒说，很多政策制定得很好，看上去很美，但在基层执行中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说得严重一点，有些是背道而驰的，与初衷相违背。”

　　接着他取出实例，“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政府下拨的救济金被挪用，甚至进了个人腰包。老百姓不敢反映，也不知道找谁反映！”

　　不知道找谁反映？周振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身份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反映“来自基层的声音”。他顿了顿嗓子说，“也有同志劝我，这些不要讲，可我觉得我不讲，我周振波这个全国人大代表问心有愧！”

　　那天的审议时间紧、发言代表又多，一个刚结束、另一个就紧接着开始，中间几乎没停顿。但是，周振波真挚的发言还是感动了全场，在座的代表都为他鼓掌。

　　履职背后

　　公司领导亲自传授代表经验

　　“全国2.69亿农民工，只有31名农民工代表。我深深明白，自己肩上所扛的代表这两个字分量有多重。”这几乎是周振波每次会议发言的开场白。接着，他会特别提到，“我所在的单位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外来务工者，我这个建议确确实实是来自全国大部分地区基层人民的呼声。”这个“强调”来自于他背后团队的默默支持。

　　他所在的民营企业上海德力西集团，很自豪自家出了位全国人大代表。“他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责是国家的大局，是代表亿万农民工的大事。”公司支持周振波履职，不仅保障他每年参加全国人代会、列席上海市人代会的时间，还充分保证他闭会期间参加人大的学习、视察、调研活动。

　　去年8月，周振波参加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完善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机制》课题调研组，赴广东深圳、东莞两市调研；去年9月，他又参与了关于贯彻实施《气象法》的视察活动；最近，他又活跃于在沪全国人大代表《长三角一体化》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课题调研组活动中，远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研。“公司安排好了一切，我没有后顾之忧。”周振波出去调研，企业会为他配备专车，但更多时候他骑助动车，他说，“企业的钱，我能帮着省，就不乱花，这也是人大代表的素质。”

　　周振波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比如晚上、双休日、节假日走进农民工、走进居民，去倾听了解大家的心声。可这远远不够。为了让他提的书面意见更接地气，公司帮助周振波召开农民工代表座谈会，到学校、社区、工业园区开展调研，听取和收集10多个省市农民工和青浦地区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我们当好小周的参谋，让他听到更多的声音。”

　　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周振波一共递交了《关于给农民工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建议》等6份书面意见和一份议案。“这些参政议政的材料，集中了我背后农民工群体的智慧，使我更有底气。”周振波说，这些建议都修改了四、五回，直到会场他还会打电话询问修改建议。

　　让周振波感佩的是老代表的传帮带。“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以前也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当我当选代表后，公司的最高领导把我这位最基层的农民工几次找去谈话，亲自传授经验，受益匪浅。”